“我看此事极有可能，柳丹徒在扬州时，唯吴子实一人支援他，其他官员一直在天子面前弹劾他，比如傅希挚这些长久依于河漕的官员，据我
    所知，柳丹徒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。”
    “我看就是劳民伤财！他柳丹徒任了大学士之后便想为所欲为，我等岂能容之？”
    开海是大事，纵然《育言报》只放了个风，便引得朝中官员议论纷纷。
    柳贺现下还未展现自己的雄心壮志，不过《育言报》是他一己之力办成，纵然他如今已不是礼部尚书，他在礼部与翰林院的人脉仍旧非同小可。
    可以说，《育言报》支持什么，柳贺心中便偏向什么。
    《育言报》只论了两期开海，便有官员上疏弹劾柳贺，称他意欲违背祖宗家法开海，太/祖朝时的规矩岂容后人轻易更改？
    还有官员说，倭国等为大明不征之国，《育言报》却成日登载其内乱，似有趁火打劫之意，此事未免失了天/朝气度，非君子所为。
    御史李植更是道，柳贺此举包藏祸心，意图损大明之根本，其罪不可轻饶。
    ……
    柳贺并未理会朝中纷扰，《育言报》所载的确是他在为开海作铺垫，但柳贺心中清楚，若要达成目的，光靠舆论辅助意义不大。
    尤其在开海这件事上，王世贞等人的呼吁并不重要。
    关键是天子心中怎么想，内阁及九卿官员又作何想。
    若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，开海未必不会成。
    至于祖宗家法之类的弹劾，柳贺更是没有放在心上，若祖宗家法有用，隆庆开关就不会发生，而不征之国这个词更是被柳贺视为笑话。
    倭国侵扰大明有百年，百姓死了多少人，又遭了多少罪？沿海的百姓提起倭寇哪个不是恨得牙痒痒。
    等到大明想去探一探倭国的境况，就有官员拿不征之国出来说事，合着大明只能挨打，不能打人？
    这一点，柳贺去见天子时，就算天子也很生气。
    他年少时正是倭寇最猖獗之时，纵然他那是懵懵懂懂，也知道朝廷为了打击倭寇花了多少银子，出了多少心力。
    何况天子刚刚亲政，并不是那等胆小怕事的君王，是一门心思干出些实事的。
    天子道：“柳先生，依你所言，这开海势在必行了？”
    柳贺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陛下，臣也不能保证开海获益多少。”
    当年隆庆不是没有想过开海，只是朝中的反对声太响，之后海船又出过几次事故，之后隆庆去世，张居正任了首辅，开海便不了了之。
    “只是臣觉得，如今倭国正值内乱，待其重整旗鼓，恐怕又要袭扰我沿海军民，不如趁此机会前往倭国探路，再寻我大明通海事及海船制作的工匠，将我大明水师磨练出来。”
    柳贺道:“太/祖立国时，鄱阳湖水战何其威猛？成祖时，我大明坐拥海船三千八百艘，正德与嘉靖时，我大明水师也曾与弗朗机开战而不落下风。”
    “臣觉得，泰西等国都在发展水师，其如发现了新大陆，虽不会侵扰我大明，然《左传》有云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，西人狼子野心，必有一日将与我大明交战。”
    开海的利润也是一方面。
    但天子同样犹豫:“隆庆时海船倾覆之事，柳先生想必也有所耳闻。”
    柳贺点点头，道：“此事臣自然是知晓的，只是臣敢问陛下，漕船倾覆者可少了？”
    如今大明国内运粮运物皆以漕船，漕运坐地起价已是常态，若是启用海漕，一方面会影响漕船运输，漕船又破又贵，且内河航道拥挤，若是走海路，轻快便捷不说，运量也能大一些。
    而另一方面，海漕会将海外的货物运至国内，本土的商业多少会受一些影响。
    “柳先生待朕细想一番，此事若真要行，还需内阁再行廷议。”天子笑道，“边饷之事，听闻张卿家是反对的，柳先生却
    力排众议令此事推行，朕听了也十分惊讶。”
    柳贺道：“并非臣力排众议，只是边饷事关重大，朝中大臣都不敢等闲待之。”
    天子并未出声，过了片刻，他忽然问柳贺:“柳先生，听闻张先生身体已十分不好？”
    柳贺试图分辨天子这句话中的情绪，许久之后，他才道:“臣听闻，恩师如今已不能起身了。”
    柳贺面上难过之情丝毫不作假，便令天子想起，柳贺初任讲官时，他仍是稚童，听他说起陈栋去世时的悲伤，天子至今依然印象深刻。
    虽柳贺心中偏着张居正，但天子清楚，这反而能证明他是有情有义之人。
    自天子亲政以后，许多官员都清楚，他对张居正的钳制并不喜欢，这些官员并不上疏，却会在私下面见天子时说张居正的种种不是，其中甚至包括张居正的某几位门生。
    可柳贺从不这样，他不喜欢谁便堂堂正正地不喜欢，他喜欢谁也毫不吝啬表露。
    他在皇位上坐久了，有时也不知什么话是真，什么话是假，可不管怎么说，柳贺敢在他面前表露出对张居正的亲近，便说明在他心目中，自己是一位可以吐露真情的帝王。
    天子的心情可以总结如下——
    他不喜欢柳贺亲近张居正，但又不喜欢柳贺表露出对张居正的不亲近。
    前者是因他不喜张居正管束，而后者，则是他不喜柳贺是一假情假意之人。
    天子不由想起了柳贺写的《祭师文》，那位先生只是镇江府乡下一位默默无名的秀才，柳贺在京中当了大官，却时时惦念着那位先生，此事也让天子十分感动。
    而张居正为人无论如何，他毕竟是柳贺的座师，天子若因此事迁怒于柳贺也着实不该，无论如何，二人座师与门生的关系不会改变。
    仔细想想，张居正除了爱揽权外，对他也并不算坏，毕竟年少时他于政事毫不精通，张居正朝事再忙，却不会忘记对他的教导。
    第256章 开海之事
    “开海获利如何,你对朕细细道来。”天子是《育言报》的忠实读者，《育言报》上曾经登载了弗朗机航海家环游世界的壮举，天子倒是怀疑过其真实性,只是《育言报》将故事说得妙趣横生,又有利玛窦的经历佐证,可信度似乎高了许多。
    大明物产丰饶，有许多可出口到海外,事实上，即便推行海禁,大明官方仍然通过多种渠道与海外进行贸易,东南沿海的渔船走私的获利也有不少,不过是民不举官不究罢了。
    只从海外获得白银一项，柳贺觉得就能争取一二。
    至于河漕与海漕之间的矛盾,海漕不夺河漕利是一，但河漕因涉利多又杂，用海漕钳制,也能助力河漕效率的提高。
    除了经济因素外，开海也有政治因素在。
    柳贺来见天子前已经打好了腹稿，他是来争取机会的，准备自然要做充足了。
    开海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,一是朱元璋开启的海禁之策，二是河漕的利益牵连,三则是官员及百姓对开海有陌生感，或者说,现下开海究竟能获得多少利润,这也是不可知的。
    张居正任首辅时反对开海,柳贺却觉得,开海有大利可图，尤其在眼下这个时机——各地天气虽然多变，但因玉麦、甘薯等作物的逐渐推广，纵然逢上灾年，老百姓也不至于饿死。
    且国库比嘉靖、隆庆年时要充盈许多，省着点花的话，的确可以用来训练海军——就当是为朝鲜之战做准备，此时虽有些早，但凡事预则立，多做准备总是没有坏处的。
    何况若要开海，朝廷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    柳贺特意写信给张居正，告知自己意图开海的计划，他所写的内容要比今日对天子说的更详尽许多，毕竟有许多话不适合在天子面前说，却可以说给张居正听。
    张居正的回信比以往更迟一些，随他的信一道附来的是一封张敬修的文书，张敬修说，张居正身子已不大支撑得住，恐怕明年就要不行。
    “家父见了阁老来信十分欢喜，江陵地处乡下，家父离乡数十年，许多旧人已不识得，唯有阁老的信能令他稍感慰藉。”
    万历二年柳贺筛了张敬修的会试卷，那时张敬修仍有些傲气，至如今，他已三十九岁，作为长子支撑起了家中内外，张居正任首辅与不任首辅的境遇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的，这一点张敬修的感受十分深刻。
    无论如何，柳贺雷打不动，每隔几日就有一封书信到江陵，见了他的来信，张居正总能稍稍高兴一些。
    张敬修对父亲有位值得交托的门生也十分欣慰。
    张居正性子一贯霸道，对待门生不像别的官员那般和婉，因而他早已料到自己的门生缘会极浅。
    然而，嘉靖五年这一科，他终究是有了柳贺这么一位出众的门生。
    柳贺读着张敬修的信，又将张居正对自己的叮嘱记下，柳贺能认出，这信并非张居正本人所写，而是由旁人代笔，可想而知如今张居正身体的境况。
    在信中，张居正说，尽管他并不支持开海，但柳贺既下定决心，便放手施为就是，若柳贺开海得成，开海之利胜以往百倍千倍，那也是他想看见的情景。
    柳贺手中攥着信，眼眶微微有些发红。
    ……
    作为闲居在家的首辅，曾经执掌了整个大明的张居正不适合为柳贺摇旗呐喊，不过，其他官员则没有这样的顾忌。
    事实上，自倭寇侵犯后，海禁与开海二事在朝堂内外都有支持者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嘉靖年间倭寇之乱之所以猖獗，也是因为嘉靖元年开启了史上最严格的海禁政策。
    沿海渔民、手工业者、船员等，有一部分甚至加入了倭寇，
    王直那般的巨寇因此诞生，浙江巡抚朱纨奉命扫倭，却也因此得罪了朝堂上一批既得利益者，在一片攻讦声中，朱纨身为二品大员之尊却不得不服毒自杀。
    他因此留下名句——“去外国盗易，去中国盗难；去中国濒海盗犹易，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。纵天子不欲死我，闽浙人必杀我。”（注1）
    隆庆开关以来，海禁政策远不如嘉靖时严格，但也说不上彻底的开放，且就算海禁不算严，海上的利润仍然为世家大族所盘踞，并不能为朝廷与百姓所用。
    朝中支持漕运的官员数量颇多，不过浙、闽二地也逐渐有官员发声，称支持朝廷开海。
    《育言报》的销量因此一涨再涨，到了万历九年下半年，报纸可以说是供不应求，且海外专栏开辟后，不少读书人涨了见识，都觉得朝廷可以去搏一搏。
    当然，在京城中，不看好此事的官员仍有许多。
    “柳泽远此举究竟意欲何为？”
    申时行慢慢踱步：“此子入阁后，京中情状与张江陵在时十分相似。”
    他本以为，柳贺入阁后，天子或许会忌惮柳贺身后张居正那一派的人马，可天子竟仍对柳贺十分器重。
    申时行心中十分忧虑。
    仅从上回吴兑提议付边饷一事来看，支持柳贺的官员竟比支持张四维的官员更多。
    “开海之事尤难，东翁还是莫要掺进其中。”幕僚建议道。
    申时行苦笑道：“此事我也知，莫要忘了，朱子纯是我的老乡。”
    朱纨去世时，申时行年方十五，还是苏州府的一位小小生员，朱纨抗倭有功，在朝中官声也不错，这样一位二品大员愤而服毒，在苏州府上下掀起了极大的波澜。
    申时行印象自是十分深刻。
    他清楚，海禁之事牵扯重大，非常人不能涉及，柳贺今日提及此事，申时行除了感慨对方大胆外，心中难免生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感。
    朱纨的下场人人皆知。
    隆庆开关后，朝堂上反对开海的声音也不小。
    柳贺并非哪一派的代言人，却大胆到敢提开海之事，这足以证明他的官场抱负。
    申时行甚至觉得，柳贺这位张居正的门生，在行事上已经与张居正有些相似，他有张居正的胆色与果敢，却也有筹谋与沉稳。
    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柳贺不比张居正好对付。
    自嘉靖四十一年入朝为官以来，申时行与形形色色的官员都打过交道，官至阁臣者，若能有高拱与张居正的决心，天下便没有他们不可为之事。
    这样的人居于自己身后，如何不令他心惊胆战？
    “无论柳泽远意欲何为，他的目的已是达成。”申时行道，“虽反对者众多，他亦有许多支持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