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没去想，只是飞快地冲进了我的卧室。房间里的温度比浴室低，水分蒸发也带来凉意，我略微唤回一些神智，颓然地坐倒在床上。
    只要我闭上眼睛，就能想起李艾罗缓缓靠过来的胸膛，他伸着脖子，抓着我的手腕，热气在我耳边徘徊，令我迷醉也令我清醒。他说：“昏迷的时候，我也不是全无意识。”
    他竟然一直有知觉。那他一定知道我曾抓着他的手自渎，知道我刻意把体液留在他的胸腹上，然后再慢慢抹开擦去。他一定听过我情难自禁的喘息，感受过我最无耻的欲望。这让我恨不得去死。
    他说这句话，到底是戏谑还是试探？我早该明白，他是个心如钢铁的军人，不会无端端说起了小时候的事情。我按住发痛的太阳穴，在床上打了一个滚儿，把头埋进被子里，埋住那些要把我大脑炸毁的念头。吊灯在我的头顶发出柔和的光线，透过我的指缝射下来，让轮廓的边缘变得透明，让我的思绪变得恍惚。我的意念放弃了反抗，身体陷入了昏睡。
    我做了一个梦。
    梦里我还是十几岁时的模样，母亲还未去世。她穿着华贵的丝绸睡袍，水滴一样的钻石耳环轻轻晃动，轻声叫我Tommy，说要给我织一顶绒线帽子作为圣诞礼物。她问我喜欢绛紫色还是大红色，两个我都不喜欢。我已经拥有好几顶这样的绒线帽子了，大大的绒毛球，中间绣着我的名字Tommy。
    我对母亲说，今年不想要绒线帽子作为圣诞礼物了，朋友们总是笑话我，说我看起来像个女孩子。母亲的表情变得很难过，她终日卧床，绒线帽子是她能够提供的唯一母爱。她说但是Tommy，你没有朋友啊。
    我反驳她，妈妈，我是有朋友的。
    她淡漠地看着我，你的朋友在哪里？他叫什么名字？
    我张开嘴，发不出声音。我知道我是有朋友的，他捡石头丢那些叫我小妞儿的大孩子，他弹吉他给我听，他把我从下水道的出口里拉出来，他摘下墨镜对我笑。我们约好在花园里碰头，一起去参加音乐节。
    我为什么想不起他的名字？
    母亲大笑起来，被褥里涌出泉水一样的鲜血，哗啦啦流到我的脚边。她叫喊着一句话，我捂住耳朵不肯听，却还是如跗骨之蛆一样钻进我的耳朵。
    他是假的！他是假的！是假的啊！
    “他是真的！”
    我大喊一声，猛地睁开眼。强烈的光线射进来，我抬手盖住眼睛，酸痛感袭遍全身。三秒钟之后我神智归位，意识到那只是一个梦。我觉得冷，又觉得累，喉咙里火辣辣，眼睛里酸胀胀。地堡里无日无夜，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。放下手，我去摸怀里的通讯器，却摸了一个空。
    “什么是真的？”
    我使劲挪动身体，偏过一个超过90度的角度，才看到声音的来源。李艾罗窝在略微显小的单人沙发里，面色也并不是很好。他换上了新的棉质睡衣，上衣的扣子并没与全部扣上，因此露出一小片胸部的皮肤，也露出包裹伤口的敷贴和纱布。他的嘴巴里叼着一小节铅笔头，手里拿着几张旧报纸，正翻到填字游戏的版面上。
    我有气无力地回答：“做了一个噩梦。”
    “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”李艾罗晃了晃手里巴掌大的黑匣子，那是个通讯器，是李艾罗的通讯器。因为地堡里没有通讯信号，我一直拿它做钟表用。
    只要一说话嗓子就如刀割一样疼，我艰难地说：“就是想看看时间。它本来就是上校的东西，刚好物归原主。”
    李艾罗说：“没有信号，定位芯片好像也烧坏了，跟一块砖头没什么两样。你要看时间吗？一月十三日，星期六，下午一点零九分，拔刀行动之后的第19天。”
    “你生病了。”他又说。
    我当然知道自己生病了，我从小就体弱，生病是家常便饭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只是，我现在病得也未免太不是时候了。我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也不准备咬牙逞能，更不想听李艾罗提起昨晚的事情。我想吃药，最好是能再睡一觉。
    我嘱咐他：“药就在你的房间里，床头柜底下有个药箱，绿色瓶子和白色瓶子各两片，每天一次。伤口换药的话你得等我好一点了……”
    李艾罗打断我：“我知道，你每次都从床头柜里掏东西，我看见了。”
    “吃的东西在……”
    “我从餐厅的壁橱里找到了速冻水饺和樱桃罐头，看起来还能吃。”
    他站起来，靠拢来，温柔地注视着我，他的眼睛比吊灯的光更叫令我炫目。他说：“你该吃点药了。”
    “这里没有我要吃的药。”
    “哪里有？”他用手抚摸我的额头：“我去帮你拿。”
    “不……不用。”
    “要通知你的朋友吗？在舞会上我听见你和她打电话。”
    “我的朋友她……她不在这里。”
    李艾罗的温柔让我有一种快要窒息的痛苦。我如同待宰的羔羊，战战兢兢又自暴自弃。我知道他必然要说些什么，让我感到不快和难堪。
    他的目光在我的身上流连了许久，然后站起来，神情变得精明和沉稳：“我的头部受伤，忘记了一些事情。我说你和司机把我运送过来的，他人呢？”
    “他去世了，他不在这里，这里只有你跟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