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……在电影院里看到《万花筒》时，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的人生，说来不怕您笑话，从头到尾我的眼泪就没停下来。
    和朱君一样，我家曾经也是租用地主家的田地的。我父亲是一个很勤劳的人，夙兴夜寐，一年四季都要不停劳作，可是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吃不饱肚子，因为每年的收成的3/4要交给地主，更过分的是，租金还在每年提高。终于，大正六年的时候爆发了米骚动，全国吃不饱饭的农民为了获得粮食，和警察他们爆发了剧烈冲突，后来听说有一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斗争，可是斗争还是失败了……
    ……我的父亲就是在那场骚动中被警察开枪打死的，哥哥也入狱了，很快被判处了死刑，母亲很快病死了，我当时只有六岁，开始了流浪生涯。
    我没有朱君幸运，也没有朱君的仙术，我十二岁就去了工厂工作，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，听说川崎工厂的工人通过斗争，每天只用工作八个小时，我们工厂也想要斗争，可是却被工厂主的打手打死了十几个工人……
    ……后来听说政府在招人去中国东北种地，大家都说这里的土地肥沃，来了这里就能吃饱肚子，所以我就和几个工友一起坐船来到了中国开始种地……
    ……在中国的日子的确是比国内好多了，我不必每天没日没夜做工，不必为一口吃的每天奔波劳碌，也因此有时间去和学习，汉字掌握量也得到了提升。
    这本应该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，可是我并不为此感到幸福，相反，我反而更痛苦了。
    我发现这里和在日本没有区别。
    我本来以为我们来这里是帮助中国人民发展建设，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，的确应该互帮互助。可是这里的生活却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。
    我们种地的土地是政府从中国农民那里抢来的，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只能像朱君，像曾经的我那样流浪，很多人因此饿死。在军方有意无意的放纵下，我的同伴开始欺负中国人，从中国人那里抢走财产，殴打辱骂无辜的中国人，甚至还强奸中国女人。
    我们曾经是受害者，我是那么痛恨杀害了我父亲和哥哥的加害者们，可是我们现在却变成了加害者，我们在重复实施地主们和工厂主们曾经加诸我们身上的暴行。
    ……在日本的那段梦魇般的日子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，没想到却在看到您的电影后重新想起，朱君简直就是另一个我！我也因此更加羞愧和迷茫。也许我不应该来东北。我此时的幸福，是建立在无数失去土地、被夺走所有财产的中国人血泪中的，此时的我，和那些杀害了父亲哥哥的刽子手又有什么区别？也许我应该回去了。
    这些话憋在我心中很久啦，却一直不知道要和谁说，同伴们要是知道了我的疯话一定会排挤我吧。看完电影后已经是深夜，我突然起了要给您写信的心思。真不好意思，贸然来信，絮絮叨叨给您写了这么多有的没的，真是太失礼啦，恐怕您现在还在心里嘀咕这到底是哪里跑过来的无礼的家伙吧。谢谢您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来听我抱怨，您不必在意我的话，也不必给我回信，我也只是憋的太久，想找个人说些疯话罢了，请您忘了吧。”
    ……
    乐景放下信纸，心头五味陈杂。
    此时是1930年初。
    九一八要来了。
   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来了。
    此时的日本国内，共产主义运动浪潮也是方兴未艾。早在八年前，日本共产党便已经成立，并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工人运动。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一些日本士兵加入了解放军，积极开展反战宣传，在抗战胜利后，他们纷纷加入了日本共产党。日本大学生们高呼着“造反无罪，革命有理”呼啸着开过大街小巷，冲破政府和警察的封锁线，迎风招展的赤色旗让日本政府胆寒至今。
    他拿起钢笔，给这位拥有罕见清醒、并因此而感到痛苦的日本人写了一封回信。
    他先是感谢了他对自己电影的喜欢，然后开始对他的疑问给予回答。
    “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敌人不是彼此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——那就是剥削无产者的资本家们。我建议您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马克思先生的《资本论》，您的迷茫定能从中得到解答。
   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欢迎您来陕西找我，在这里，您不必为您和别人不同的看法而痛苦，因为我们都会是您的同志。”
    这其实只是一封很微不足道的信，来信人只是一个底层日本人，可是乐景还是因此由衷的喜不自禁。
    全世界无产者们联合起来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！
    作者有话要说：　　指发生在1918年日本国内的全国性大暴动，史称米骚动。这次革命暴动最初是从渔村妇女抢米开端，各地一般也以抢米形式爆发，所以在日本历史上习惯地称为“米骚动”。 “米骚动”从抢米而发展到与地主、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，与反动军警进行搏斗，而且在群众中公开提出“打倒寺内内阁”的口号，因此运动本身乃是革命性的政治斗争。——来自百度百科。
    第148章 民国之大导演（61）
    中村大川的信让乐景突然有点明白自己接下来的路了。
    就像他在回信中说的那样，中日两国人民的敌人从来不是彼此，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军阀和剥削他们的资本家们。